严明纪律不能被曲解

很多人把经济下行的压力,归罪于纪律越来越严明,认为其挫伤了干部和商人的积极性。从表面看这似乎有一定道理。以笔者调查的一个30多万人口的欠发达县城为例,其2013年-2015年的餐饮业税收指标,以往每年的第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上,餐饮业营业税都在400万-500万元左右,但自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2013年第一季度的餐饮业营业税直线下降,仅为60多万元,2014年、2015年没有多少变化。一些干部就此认为,是因为纪律规定越来越多,导致了宾馆酒店门口罗雀,税收越来越少。但真实情况是餐饮业更加活跃了,只是形式变了。高档酒楼、高消费场所倒了几家,乡村农家乐、自助游、县城僻静处的特色小吃店等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火。这些以特色服务、中低消费、便捷时尚为卖点的消费形态更适合大众消费,在节省公款的同时,老百姓普遍得到了实惠,就业机会也大大增加。 

“为官不为”也并非纪律严明所导致。一些官员故意把严明的纪律“神秘化”或作异化曲解的解读、执行,从而间接导致了“不作为”。国家面临重大的经济转型,利益调整格局逐步从资源与权力交换等形式,变为资源按照规则进行理性调配的形式。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严格权力流径、流量管控的改革,一些靠老经验、老本本做事的方法已经行不通,而必须创新服务理念,进行科学管理与精细化作业。在有些人看来,越来越严明的纪律就是不让干这、不让干那,认为是束缚了手脚放不开；一些依傍权力大树生长的藤蔓企业,在权力大树倒塌之后,也形同枯蒿,甚至不复存在。事实上这样的经济关系是不正常的,真正的有技术含量、符合市场需求、引领未来方向的企业,恰恰能够在这种大浪淘沙的选择中,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实是给权力大树清虫、除草除藤蔓,同时在权力大树外面打蜡、涂抹除草剂。这样一来,很多藤蔓企业就露出了本来面目,空壳公司、影子银行、权力会所、高档食馆等瞬间崩塌。而这一时期恰逢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下行的必然趋势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利用,造成了因为反腐、因为严明纪律,所以导致经济下行的假象。事实上,越来越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只是为了让权力更加公平地配置资源,管控住本就不该生出来的第三只手、第四只手。 

领导干部只有回归角色本位,才能处理好政治新生态与开展经济工作之间的关系。人的角色是多元的,每个人都同时扮演着几种不同的角色。工作身份生活身份相混淆,是当下一些领导干部不适应政治新生态的最突出表现。杨善洲在地委干部培训会上说:“什么这长那长,你离开工作岗位还是吗?”“我回家了,我就是一个农民,我还要种田种地,哪来的书记?”这样的人生定位可以有效杜绝特权思想、管好八小时之外。然而,领导干部明确角色定位、严守纪律规矩,并不能自然形成。遵守纪律规矩氛围的形成,需要经过宣传、执行、规范和内化四个阶段。而这其中,规范最为关键,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如一个人小时候不认真吃饭,会被父母教训,浪费粮食就会被父母责骂,只有这样,吃饭的规矩才会牢记在心。因此,必须让不守规矩的干部付出代价。一方面要对不守规矩者进行惩处和教育,另一方面要解决干部考核量化指标泛化的问题,明确守规矩的考核依据。如道德的规矩是明理、诚信、尊重,能力的规矩是会做事、做好事,勤政的规矩是按照出勤要求认真完成工作,绩效的规矩是做事要完成特定目标,廉洁的规矩是不以权谋私、不中饱私囊、依法办事等。 

党的纪律、规矩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但也不能执行过偏。如现在的乡镇对村级财务监管,要求每一笔账务都要村三委签字,对外支出的每一分钱都要直接由乡镇管理财务的人员打到供货者账户。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村里每次支出做什么事情,哪怕一分钱,都要把村三委找齐,共同签完字,再找相关的乡镇财务人员审核,然后逐一找供货商要发票要卡号。整个流程非常繁琐,耗时相当长。笔者调研的一个基层社区,今年七一活动期间购买了一些办公用品和会议用品,单是把这1000多元的东西买齐,发票找齐,供货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卡号找齐,就跑了十多天,村三委去乡镇开证明和打款就跑了四五趟。因此,执行纪律和规矩不能跑偏。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严格执行纪律,才会有更好的效果。比如,纪律规定“不要铺红地毯”,有很多乡镇也写一条不铺红地毯。它从来就没铺过,现在还给它找出个事来,还想起要铺红地毯了!各地有各地的表现,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才是正确选择。因此,领导干部要理性辩证地看待严明纪律与执纪严明的关系,因地制宜地对待纪律和规矩的具体要求。财务是要监管,但是可以换种方式,如出具物品市场价格清单,设立办公耗材价格的报销范围。执纪监督过程中要分清各个地方的实际问题和重点问题,针对问题出台切实可行的措施。(李艳菲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