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才能有作为有效率

临近岁末,党的反腐肃纪工作并未有丝毫松懈。在实现反腐地域全覆盖的同时,近来金融、教育等领域又出现了新动向。回顾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履新不到20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随后反“四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展开,使作风问题和腐败蔓延势头得到了进一步遏制整肃。如人所言,反腐“小切口”推动了作风“大变局”。 

时至今日,“不敢腐”已渐成气候。但随着高压反腐成为新常态,有人开始感叹“官不聊生”,奉行“宁可不作为,也不要犯错误；宁可少干事,也不要出事”；有的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要么对企业家避而不见,不跟企业接触,要么“软拒绝”,“不吃、不拿、也不干”,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有人形象地说,某些人那里的政商关系,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因为政府部门到基层、企业指导的少了,一些地方商难招了,资难引了,发展也慢了,为官不为的现象日渐抬头。以致一些企业、群众反映,话难听、脸难看、门难进是好转了,但原来“搞点变通”还能办的事情,现在反而常常被无限期搁置,办事效率反倒不如从前。 

关于反腐导致官员不作为的担心,早已有之,甚至成为某些人敌视反腐的借口。这几年来,不断有人重提“腐败效率论”,主张反腐缓行。以所谓“腐败效率论”,来否定当前的反腐斗争,其实是把守规矩和干事创业对立起来,是对反腐作用的一种错判,或者是一种故意的混淆视听,应当予以澄清和反驳。 

廉洁高效,是理想的为官之道,也是高压反腐、从严治党的目标指向。反腐是为了廉洁,更是为了高效。一般来说,廉洁的政府不大可能低效。解决了廉洁问题,必然就能解决官员激励和监督约束的问题,从而为高效行政打下法治和制度的基础。进一步讲,一个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政府,必然有健全的机制促使官员高效工作。事实证明,廉洁水平比较高的政府,营商环境也更加透明便利,其行政效率也往往较高。作为衡量营商便利程度的权威报告,最新出炉的《2016营商环境报告》中,那些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世界廉洁度排名靠前的国家,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等。这次,中国大陆地区排名由以前的90多位,上升到第84位,应该说,这是正风肃纪、高压反腐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得益彰的结果。 

“廉”和“勤”,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到“廉”是腐败,做不到“勤”也是变相腐败。如此来看,懒政的存在,尤其是因为反腐而故意不作为,恰恰是因为反腐没有进行彻底。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就说过,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易”,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李克强总理也说,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为官避事平生耻。“混”字当头,为官不为,尸位素餐,不但违背自身职责,而且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阻力。 

治理懒政不作为,必须将反腐进行到底。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反腐的初衷,最终是要营造健康有活力的政治生态。如果说通过反腐把一些“毒瘤”清理出党的队伍,重在“破”,那么建设高效行政的制度机制,则重在“立”。治理懒政不作为,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公务人员考核和淘汰机制,把那些为官理念不正、一心为了捞个人好处、占着官位不办事的官员,都清理出公职人员队伍。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对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作出具体规定,针对的就是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必将有利于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健全“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和企业经营边界,尽可能释放市场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从长远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清了,官商交往规则理顺了,干部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效率只是水到渠成的事。(任宇波 大众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