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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大起底!违规吃喝、公款旅游、车轮腐败、违规办宴的新花样!

浏览次数: 0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发布时间:2018-06-19

观察思考之一 “吃心”难改助长“明吃”变“暗吃”——

聚焦违规吃喝新动向

记者 黄月 

 

  “吉林省吉林市新吉林街道以虚开发票的方式,套取现金11300元,用于单位宴请和聚餐。”6月12日,中央纪委公开曝光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起违规吃喝问题中,有3起具有隐形变异情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隐形变异的吃喝问题依然暗流涌动。一项调查统计也显示,发生在2017年的违规吃喝增量问题中,一半以上都是隐形变异新问题,这为遏制“四风”反弹回潮明确了一个主攻方向。

  擦亮“火眼金睛”,紧盯违规吃喝新表现

  梳理各地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可以看出,高压态势之下,吃喝问题由明转暗、改头换面,衍生出种种变异:

  ——不吃公款吃老板。公款吃喝查得严了,有的人打起了企业的主意,向企业伸手“要饭吃”,一些商人和企业管理者也有意识以吃请拉近与官员的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上演起了不吃公款吃老板的闹剧。如广州市白云区京溪街道办事处副调研员孙秋官等人,应管理服务对象赖某邀请前往惠州市某度假村住宿泡温泉、接受宴请,就属于典型的此类问题。

  ——躲进小楼来一餐。有的躲进单位内部食堂、培训中心,有的在高档小区、写字楼吃“一桌餐”,还有的跑到郊区吃农家乐甚至到相邻地区吃喝,打起了“游击战”。如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管理处党支部以开展支部学习为由,组织27名党员分三批到农家乐公款吃喝,可谓“用心良苦”。

  ——主动找吃名目多。有的假借研究交流工作变相同城互请,有的以接待客商和重要外事活动名义趁机开吃,有的借口工作调研走哪吃哪。如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分管的工作和不少企业打交道,调研结束后他就会主动开口问企业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方便接待。

  ——冲抵账目套餐费。在经费报销上,有走项目专项工作经费的,有拆分单据、伪造公函的,有将违规吃喝费用混入食堂正常开支的,还有以虚增人数方式搞超标准接待的。如温州市龙湾区宣传部副部长夏哲宇就将举办新闻培训班时私自聚餐的额外开销,从新闻工作者协会经费支出,拆东墙补西墙。

  总之,“联系业务”堂而皇之地吃;上面有“领导”来,心安理得地吃;自己招待自己,凑个热闹吃;亲戚朋友来,走公账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令人痛恨。

  三令五申之下,为何吃喝屡禁不止、花样翻新?

  分析起来,这与吃喝的私密性让不少人心存侥幸、产生安全感有很大关系。不同于公车私用,行驶在大庭广众之下,监督的眼睛无处不在;也不像违规发放津补贴,涉及者众多,留痕明显且易“走漏风声”,很多人认为聚餐吃喝只要场所隐蔽、人员私密,外人发现也难。只要选一个“放心”的场所,几个人一合计,一场饭局就凑成,自认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嘴巴一抹,了无痕迹,于是侥幸心作祟、依然故我,玩起了“老鼠”躲“猫”的游戏。

  再者,与“无席不成事”的吃喝文化和社会生态不无关系。过去,有的地方墙上赤裸裸地刷着“接待也是生产力”的标语,正是这种风气的形象反映,吃喝既被当做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也被认为是情感交流的快速渠道。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就曾堂而皇之地说,“喝点酒有什么不好,喝点酒多有气氛”。谷春立也曾坦言,自己认为在酒桌上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工作协调起来比较方便。多少吃喝享乐、奢靡腐化,暗通款曲、权力拿捏就在这“有利工作”的名义下滋生蔓延。

  积习已久形成惯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对吃喝问题不以为然,如今高压之下钱不敢拿了、礼不敢收了,但认为吃点喝点不算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心理负担;有的是贪图享乐、白吃白喝习惯了,两天不吃就“馋虫”发痒,比如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王绍进与干部在食堂聚餐饮酒时,就按捺不住情绪,叫了外卖佛跳墙、鱼翅和辽参;有的地方好面子,觉得上面来人了不隆重接待、不整点硬菜是不懂事、太丢份,于是杀牛宰羊甚至连野生保护动物也被摆上了餐桌;还有的把能吃吃喝喝当作一种特权、荣耀,享受在酒局中被吹捧的感觉、在酒精中被迷醉的“仙气”,就像吉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树森所说的,“一吃喝就高兴,挺风光,有一种成就感,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 三杯未下肚,就已飘飘然。

  “围猎”的序曲、腐化的开端,吃喝问题不容小觑

  违规大吃大喝者,之所以依然故我、变着法的花样翻新躲避监督,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深处没有认识到吃吃喝喝对党风政风乃至社风民风的负面影响、对党的形象的严重危害,没有深刻体会到党中央狠抓作风建设的苦心与初衷。

  吃人的嘴软,许多领导干部被“围猎”都是从吃吃喝喝开始的。买单的老板、下属之所以甘掏腰包、鞍前马后,既不是“人傻钱多”,也不是兄弟义气,看中的无非是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心里盘算的是投入与产出。通过邀请党员干部吃喝,联络感情,最终为的是从公权力的影响中捞取利益。

  吃吃喝喝往往还是小圈子拉帮结派的重要途径与活动方式。近年来这“系”那“帮”的落马高官很多就是通过私下聚会吃吃喝喝,吸纳、形成、巩固小圈子,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污染政治生态。

  热衷于吃吃喝喝也是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前兆。一旦开始沉迷于花天酒地,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必定会带来思想滑坡、精神懈怠,意志沉沦、作风涣散,如不及时制止,必将走向腐化堕落。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要整治、铲除吃喝隐形变异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需要加强思想教育,让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强化党性修养和党的观念,铲除特权思想。另一方面要在监督上发力,你有三十六计,我有“火眼金睛”,坚持问题导向,丰富监督方式,创新监督举报办法,紧盯新问题新动向,见招拆招,斩断“隐形翅膀”。当前,整治隐形变异吃喝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继续加强执纪问责、通报曝光,坚持违纪必究、扭住不放,让违规者颜面扫地,让观望者心存忌惮,通过严肃的监督执纪问责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乱吃乱喝,最终只会吃不了兜着走。


观察思考之二 总想占便宜,变换手法绕开监督——

公款旅游有哪些新花样

记者 郭妙兰

  

  近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多起公款旅游问题,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的公款旅游问题发现,2017年以来查处的问题中,存量问题占大多数,增量问题比例低、数量少。但在公款旅游增量问题中,一些隐形变异新表现新花样出现,须引起高度警惕。

  公款旅游隐形变异有哪些

  公款旅游是“四风”问题的一种,具有“四风”问题的明显特征,比如顽固性、反复性,从通报的问题看,整治公款旅游,需要关注以下几种隐形变异新动向。

  ——打掩护,借公务之机改变行程、延长时间参观游览。有的在正常合规的公务出差中,擅自变更路线旅游,并用公款报销产生的费用;有的公务出差看风景,把游山玩水当成了主业,把工作沦为副业,比如考察行程安排3天,仅参加半天座谈会了事,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游玩上。如2017年5月,山东省东平县政协原副主席赵永恕带队赴安徽省、江西省考察精准扶贫工作。考察期间,赵永恕等人多数时间到安徽、江西等景点参观旅游,对精准扶贫工作仅在就餐期间与接待方进行了简单交流。

  ——立名目,借口学习培训、党日活动,实为游山玩水。一些手握实权的干部又想出去玩、快活,又不想自己花钱,于是就琢磨着如何打学习培训、公务考察的幌子。组织主题党日活动本是严肃的政治生活,却被有些干部偷梁换柱,以开展红色教育为由搞变相公款旅游。如2017年3月,四川省邻水县丰源水务投资公司总经理游驰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由副总经理孙国安在三八妇女节期间带领公司女职工到重庆接受红色教育,却在途中到重庆某温泉风景区泡温泉。

  ——搭便车,带上亲属、邀上朋友共同逍遥风景名胜区。有的领导干部公私不分,不仅自己公款旅游,还带上亲属、邀上朋友,吃、住、行、玩等费用一起从公款列支。如2017年6月,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商务局原党组成员、区粮食局原副局长戴伟忠到浙江诸暨、江苏沭阳公务出差,携妻儿同行,并赴诸暨五泄,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等景区旅游,旅游产生的大部分费用由公款支付。

  ——搞变通,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参观游览活动。在正风肃纪高压态势下,有些领导干部打起了管理服务对象的主意,寻找与自己熟悉、有业务往来的企业或个人,或者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下属单位,耍起了“公权游”。如2017年3月8日至1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地方海事局局长蔡云秋前往重庆考察搜救中心建设情况期间,前往武隆喀斯特风景区游览,相关费用由中标黄河银川段航运建设的企业支付。

  公款旅游禁而不绝为哪般

  公款旅游频出新招变花样,令人眼花缭乱。违纪行为的背后,是享乐、奢靡之风尚未偃旗息鼓,必须深挖病根,精准施治。

  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加上公务考察与变相旅游难辨难分、界限不清。过去,有些领导干部出差到了一个地方,要赏最美的风景,要品尝最地道的美食,被人民群众总结为“花公款游览名川大山,美其名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有的接待单位则拿出看家本领尽地主之谊,生怕招待不周培养不好感情。考察、接待双方彼此心照不宣,久而久之形成惯性,再加上有些考察和旅游的界限不好把握,尤其是涉及文化考察、招商引资时,更加难以区分。

  特权思想作祟,总想占公家、管理服务对象的便宜。有些领导干部,手中有权力,就不惜钻空子、寻路径,想方设法换算成“权利”,依仗职权谋求不当利益,如2013年1月至2017年3月,云南省开远市农业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王旭3次违规组织公款旅游,产生的费用通过违规收取疫苗管理费,私设“小金库”报销。有的是直接提出、有的是“被动”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考察活动,由其支付交通费、景区门票费、吃住费用等。这类问题特别是企业或个人安排的旅游考察活动,除非被举报,一般的检查很难发现。

  纪律规矩意识淡薄,妄想瞒天过海。高压之下仍然有一些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薄,公私界限不明,心存侥幸,有令不行。旅游本来是个人私事,公务差旅的目的是推动工作的开展,如果两者混在一块,借机搞猫腻,旅游就变成了“旅忧”。任何无视纪律、漠视规矩、逃避监督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主体责任履行不力,审批把关不严。如果监管主体不能切实履行责任,放任下属借公务名义游山玩水,那问题就严重了。事实上也是,有的领导、单位不仅监督管理不到位,更有甚者,在组织审查、调查时,还帮助隐瞒、对抗组织。这些领导干部故意失聪失明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一味充好汉,对抗组织,有的出于朋友义气,妄想一手摆平,如此体恤、关心下属,并不能笼络人心,到头来害人害己。如河北省邢台市委农工委副书记李彩霞在明知下属考察行程包含旅游项目的情况下,仍签字同意,且在组织审查、调查过程中对此事一再隐瞒,经多次谈话后才予以承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公款旅游改头换面怎么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次谈到作风建设问题,强调要不断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要求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从一件件小事抓起,坚决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回潮。

  抓住“关键少数”,严格审批把关。领导干部必须摒弃公款旅游是为干部“谋福利”的错误思想,首先自己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下属,严格把关,这样才能给群众一份放心,给自己一份安心。同时,运用好问责这一“撒手锏”,倒逼领导干部主动担起主体责任,加强管理和监督,严防揩公家油现象。

  盯住关键环节,防止问题产生。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要节点、假期、时段,构建立体监督网,加强与财政、审计、旅游管理等部门的协作,让公款旅游问题无处遁形。如2018年2月,甘肃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开展防止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九严查”,其中包括严查以考察、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变相公款旅游,接受下属单位、相关利益单位安排的度假旅游,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等问题。

  拓宽监督渠道,强化震慑效果。发现问题才能推动解决问题,因此要把怎样发现旅游中的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要广泛发动群众,拓宽监督渠道,让公款旅游行为无处藏身。发现线索后,及时调查,有问题的严肃处理、通报曝光,形成震慑,强化知止、不敢氛围。


观察思考之三 从公车私用“变身”私车公养——

破除“车轮腐败”背后的特权思想

记者 李靔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和公车改革的深入推进,各地公务用车管理更加规范严格,公车私用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新的“车轮腐败”问题正蠢蠢欲动,时有发生,私车公养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隐形变异表现,必须引起重视、坚决纠治。

  私车公养披隐身衣揩公家油

  私车公养,顾名思义就是用公家的钱为私家车的消费“买单”。相比公车私用等赤裸裸的违规用车问题,私车公养更加隐蔽,并且手段多样,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将公务加油卡用于私车加油。采用加油卡的方式为公车加油,这本是严格公车用油的有效措施,但少数党员干部利用保管公务加油卡等便利,为私家车加油。这一现象在私车公养问题中较为普遍,江苏省徐州市纪委2017年春节期间开展的专项督查中,就有130人因“私油公供”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此类问题在其他地方的通报中也经常出现,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工商局港北分局原城东工商所科员李西凯,先后18次用公务加油卡为3辆私家车加油共5658.83元,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老干部局第二工作处党支部书记李连云将单位公务加油卡交给其弟使用,为私家车加油20次,累计1.5万余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用公务加油卡消费或套取现金。有的人贪欲膨胀,费尽心机打加油卡的主意,变着花样为自己捞取好处。比如,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矿产品销售计量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昕,利用单位加油卡在加油站便利店购买香烟、燃油宝等18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退赔违纪款。更有甚者,有的用单位公务加油卡卖油给他人,从中套现牟利。

  ——公款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私车费用。有的党员干部将私车私用产生的油费、保险费、维修费、年检费等发票拿到公家报账,如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旧城改造办公室工会主席樊群会,经该办下属物业公司总经理辛峰签字同意,在该公司报销其个人车辆保险等费用共计4402元,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资金被追缴。还有的借“私车公用”之名,报销私车产生的所有费用,如重庆市綦江区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邹文敏未经集体研究,个人决定单位租用其兄的越野车作为公务用车,共支付租车费4.8万元,车辆私用产生的油费、路桥费、停车费等相关费用均由公款报销,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私车冒充公车进行维修、清洗。个别党员干部、工作人员以私车冒充公车,到单位定点维修厂、洗车场进行维修、清洗,费用签字挂账,由单位统一结算。浙江省玉环市港航分局4名驾驶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将私家车维修费用挂账在单位名下,采用多开发票金额到单位报账的方法,侵占单位公车维修费3.27万元,4人均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私车公养问题的根源在于特权思想作祟

  私车公养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在正风肃纪反腐的高压态势下,这种隐形变异的“车轮腐败”不时冒头,既有少数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层面的主观原因,也反映出个别地方、单位在公车管理工作中的漏洞。

  占公家便宜的特权思想尚未根除。私车公养源于个别党员干部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有的人吃公家饭就想占公家便宜,把个人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对侵占公共利益不以为然、不当回事。一些因私车公养被处分的党员干部自我剖析称,公车改革后没有公车坐了,心里存在落差,总想着利用工作便利“补偿”一下自己,公车私用行不通,就想方设法在私车公养上动歪脑筋。

  遵守公务用车相关规定认识上存在偏差、行动上缺少自觉。有的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漠,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有关规定置若罔闻。有的明知自己的行为违规违纪,却存在侥幸心理,觉得反“四风”、查违规用车都抓了这么久,“风头”应该过去了,只要小心一点、隐蔽一点就不会被发现,等等。有了这些错误认识,既不能做到令行禁止、遵守规定,更不能自觉行动、维护纪律,因此依然故我、顶风违纪。

  公车管理机制不完善为私车公养留下生存空间。有的单位公车改革不到位,执行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制度存在打折扣、搞变通现象;有的公车管理缺乏规范性,加油卡使用、公车经费报销等管理混乱,出现专卡不专用、报销随意性大等问题。再加上一些地方、单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公车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对私车公养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能及时制止和纠正。

  整治私车公养现象须在惩与治两方面用力

  私车公养侵占公共资源和群众利益,极易滋生其他消极腐败问题,消解公车改革的效果,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公信力,必须通过惩与治两手抓、两手硬,有针对性地加以纠正和防范。

  擦亮监督“探头”,让私车公养无处遁形。在强化日常监督、畅通举报渠道的基础上,扭住重要时间节点,创新监督检查方式,加大明察暗访力度,让各种私车公养行为无处藏身。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等地通过追踪公车行车轨迹,定期调取加油卡消费记录,检查定点维修、洗车及保险公司,借助税务部门电子信息平台排查可疑发票等方式,对私车公养问题进行立体化监督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提醒。

  严肃查处问责,持续形成有力震慑。对发现的私车公养问题,坚持露头就打,越往后执纪越严。实行“一案双查”,对落实责任不力,导致私车公养等问题多发频发的,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又追究监督责任。同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发挥震慑作用,使那些对特权不愿撒手、占便宜没够、“揩油”之心不死的党员干部真正警醒,自觉知止、收手。

  强化制度约束,保障公车管理规范有序。治理私车公养,必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三公”经费管理、公务用车使用管理等制度规定,健全公车使用台账,规范派车、报销等审批程序,实行“一车一卡”加油制度,严格公车使用时间、事由、地点、里程、油耗、费用等信息登记和公示制度,提高公车使用管理信息化水平,从源头上防止私车公养行为发生。此外,为解决公车不够用、私车公用时出现的各种问题,还应深入推进公车改革,简化购买社会服务流程,增加供给,让公务用车更规范、更便利。

  


观察思考之四 处心积虑为敛财,规避监督“耍花招”——

警惕违规办宴中的“猫腻”

记者 沈叶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纪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采取一系列举措对党员干部大操大办歪风加以整治,取得一定效果。然而,数据警示我们,时至今日,大办婚丧喜庆问题仍面临较大的反弹压力——今年前4个月,全国共查处大办婚丧喜庆问题1518个,处理1802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综合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看,虽然大操大办仍以原有表现为主,但隐形变异趋势明显,出现了一些更迂回的方式、更隐蔽的手段,亟待引起重视。

  变着花样操办

  ——化整为零,多次操办。一些党员干部为了避免宴席的规模超过规定,挖空心思按不同类别分开请客,在不同时间进行操办。如2017年10月,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原党支部书记、站长任光辉向组织报备称拟于11月5日为女儿操办婚宴18桌,宴请180人,但在实际宴请过程中,却采取提前、分批的方式先后4次共设宴34桌、宴请300余人,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11.64万元,并安排其单位工作人员从事婚宴服务工作,且事后向组织提供虚假宴请名单,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亲朋出面,退居幕后。有的党员干部担心身份暴露,自己隐身不出面,安排或者默认由非党员干部的亲属、朋友等人代理操办、代收礼金。如贵州省赤水市官渡镇五里村党支部书记王明江为了让自己的五十岁“寿宴”办得隐蔽,花费了不少心思:由妻子出面在酒楼操办,本人不到场;不在现场登记礼金,由2名侄儿在家中收取……最终王明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阴阳报备,暗度陈仓。不少地方规定,党员干部应当在事前或事后向组织如实报告婚丧事宜操办情况,但一些党员干部却企图瞒天过海。如2018年1月,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靖民镇石坝村党支部书记黄绣钧向靖民镇党委、纪委书面报告为儿子举办婚宴,申报婚宴40桌,实际设宴118桌,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礼金共计1.05万元,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异地操办,掩人耳目。为了“逃离”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和群众的监督,有的党员干部采取异地设宴的方式大操大办。2017年5月,陕西有色集团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国平分别在江苏泰州和西安两地操办女儿婚宴,期间违规收受同事及下属礼金3.2万元,并使用服务对象车辆,最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打“时间差”,错峰办席。有的党员干部为了降低“风险”,专门避开重要节点或者办席高峰期操办酒席。如2017年8月2日,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大队长王倩在女儿尚未被大学录取情况下,即在某饭店举办学子宴,共摆设酒席6桌,宴请同事及管理服务对象等41人,并收受礼金12800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微信邀请,变相收礼。借助网络通讯的便捷,有的党员干部把办宴邀请和收受礼金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使之更加隐蔽。如江西省鄱阳县饶丰镇花园中学校长王某在学校微信工作群发布信息,邀请在校老师到家中为其岳父母贺寿,收受礼金和微信红包4.43万元。

  挡不住“红包”的诱惑

  禁令之下,一些党员干部仍然想方设法顶风违规办宴,客观上可能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裹挟,主观上还是因为心存侥幸:

  有的把办宴看成“零存整取”——“一些党员干部家里十多年没有办过宴,但每年送出去七八千元,感觉很吃亏,总得想个办法补回来。”中央党校党建原理教研室副主任强舸认为,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使得一些党员干部没机会收回之前送出去的礼钱,心理上有落差,希望借办宴之机“挽回损失”。

  有的趁机搞“权力兑现”——“在工作岗位上认识的大小老板不在少数,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何不借乔迁之喜捞一笔?”浙江省云和县国税局干部叶杨青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希望借办宴之机,让管理服务对象“意思意思”。

  有的妄图“钻监督的空子”——“挨着规定打‘擦边球’,万一查出来了也就受个警告处分,感觉关系不大。”重庆市南川区峰岩乡某村委会主任白某低估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形势,揣着明白装糊涂。

  对症下药治“顽疾”

  不管是为了面子的大操大办,还是以敛财为目的给违规办宴穿上“马甲”或“隐身衣”,皆越过了纪律的“红线”。如果任其发展,就可能使前期整治违规办宴之风出现反弹,甚至死灰复燃,因此必须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分清猫腻、严加惩处。

  紧盯重要时间节点不放,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结合七、八、九月是办升学宴的高峰,五一端午、中秋国庆是办婚宴的高峰等实际情况,重点突击。去年高考刚刚结束,湖北省荆州市纪委即公布了4起违规操办升学宴的典型案例,起到警示作用。

  紧盯党员领导干部这个重点人群,以党风带动民风转变。云南省富源县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党员和村组干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的工作意见》,管住党员和公职人员,发挥村“两委”干部的示范作用。

  加大群众监督和媒体曝光力度,及时对“披隐身衣”“穿马甲”等企图规避组织监督的行为从严处理。今年春节前夕,湖南省纪委监委对2017年以来全省查处的8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进行了通报,并列举大操大办8种表现,邀请人民群众参与监督。

  将违规操办的新变种纳入负面清单,明令禁止,扎牢制度的笼子。针对花样翻新的违规办宴形态,重庆市南川区进一步建立健全配套细则,对党员领导干部办宴种类、天数、桌数、请客范围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